文|吃面不吃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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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资料图)

2019年7月的上海钟书阁，一位日本女性正在进行她的作品分享演讲，她问台下的观众：“你们有什么表示拒绝的词汇吗？”

“滚！”不少观众脱口而出这个字。

台上的女性又惊又喜，她把作品分享的事情放到一边，用了两分钟来学习这一个字的准确发音。

她说：“真想把这个字翻译到日语里用起来。”

可惜日语里没有一个词能如此简练直白地表达拒绝。

这位女性名叫伊藤诗织，她是一起性侵案件的受害者，而施暴者是与安倍晋三关系密切的幕僚，在层层打压之下，伊藤诗织举起了日本反性侵运动的旗帜，最终以一己之力改变了日本社会。

那么，她经历了什么？她给日本带来了什么变化？

时间还得回到10年前。

一个日本常见的性侵过程

“你通过了。”

发泄完兽欲之后，山口敬之面带得意地留下这句话，扬长而去。躺在酒店床上动弹不得的伊藤诗织听到这句话，语气中散发的寒意击穿了她的自尊心。

伊藤诗织是一名记者。

2013年，伊藤诗织正在纽约勤工俭学，攻读新闻专业。一次机缘巧合之下，她结识了时任TBS电视台华盛顿地区负责人山口敬之。

山口敬之是日本新闻界的教父级人物。TBS隶属于东京放送集团，是日本人观看最多的商业电视台之一，华盛顿又是全世界媒体聚焦的中心，能担任这样的职务，可见山口敬之的实力。

而他最被人津津乐道的远不止这些。他还是日本政坛巅峰人物安倍晋三的核心幕僚，长期担任安倍晋三的御用记者，两人既是合作伙伴也是密友，安倍晋三的回忆录也是交给他操刀的。

强奸案发生前伊藤诗织与山口敬之见过两次，出乎她意料的是，这位行业大佬并非她想象中那般严厉傲慢，反而待人热情，举止温和，这让她对山口敬之充满了尊敬与信任。

接下来的两年里，伊藤诗织顺利毕业，先是在纽约实习，之后凭借出色的表现入职路透社，成为路透社驻日本站的正式记者。

这时她的工作遇到了瓶颈，她认为在日本不足以发挥自己的才能，她想要继续去纽约闯荡，可是现在的工作无法支撑她的想法。

伊藤诗织回顾自己的人脉，发现只有山口敬之能帮助自己，于是她向这位前辈发去一封电子邮件，倾诉了自己的迷茫与渴求。

令她惊喜的是，山口敬之很快便回复了她。他告诉伊藤诗织，自己所在的公司正是用人之际，急需实习记者和制作人，非常欢迎她这种优秀人才。

至于具体的工作细节，还需要面谈。

2015年4月3日傍晚，两人在一家寿司店见了面，起初相谈甚欢，山口敬之还为伊藤诗织点了清酒，酒量历来不错的伊藤诗织自然而然地与他对饮起来。

可喝过酒之后伊藤诗织就开始感到不适，她的身体渐渐不受大脑支配，后来在去卫生间清醒时晕倒。

见状赶来的山口敬之扶着她走出了寿司店，两人一同上了出租车。伊藤诗织的记忆戛然而止，她在出租车上彻底昏迷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伊藤诗织在阵阵压迫感中再次醒来，惊恐地发现自己躺在酒店的床上，身上坐着一个男人——山口敬之正在对她施暴。

昏睡几个小时积攒的体力只够她跑到厕所的位置，随即她又被扔回床上。

伊藤诗织的大脑在拼死挣扎，但她的身体却丝毫无法动弹，她只能虚弱地重复：“你在干什么！”

惊恐的表情和无助的话语没有阻止山口敬之，反而使他更加兴奋。伊藤诗织绝望地望向四周，不远处的床头柜上，一台笔记本电脑自带的摄像头闪着红光，似乎正在录制视频。

当伊藤诗织能够起身下床时，山口敬之早就得到满足，留下那句“你通过了”离开了。

处在惊慌与羞耻之中的伊藤诗织没有第一时间报警，而是回到家打开淋雨，最大限度地洗净身上的污浊。

后来她才领会过来，这是一系列错误的举动。

抗争之路：不止黑箱，还有黑幕

伊藤诗织与多数日本女性一样，受到侵犯后被羞耻心笼罩，无法第一时间做出正确抉择。

不同之处在于，她有着出国留学和从事记者工作的经历，这份经历给了她更开阔的眼界，让她知道其他国家的女性会怎么做。

她选择抗争。

情绪稍微缓和之后，她拨通了“强奸危机中心”的电话——那是东京唯一一家24小时开放的强奸受害者保护机构。

但强奸危机中心的工作人员朝她泼了一盆冷水，对方告诉她，这个机构的设备可以为她提供检测，但即使得出检测结果也无法断定她遭到了侵犯。

更令她无法接受的是，如果要向该机构寻求帮助，那就必须亲自前往。而伊藤诗织的精神已经崩溃，走出家门都做不到，怎么能要求她去抛头露面呢？

事发第5天，伊藤诗织终于做好了心理建设，由朋友陪同前往警察局报案。

在这里她要面对的第一个现实是，日本女性警察极少，有能力处理这种案件的女警察更是凤毛麟角，她必须要在男性警察面前讲述自己的耻辱经历。

警察初步了解后得出的结论又给了当头一棒：即使她所说属实，山口敬之的行为也不算强奸。

在日本的法律体系中，强奸罪只在受害者进行肢体抵抗无效后才算成立，而伊藤诗织喝了疑似含有药物的酒，整个过程中根本无法行动。

能对山口敬之适用的罪名，最多也就是处罚力度轻得多的准强奸罪。

就算是以准强奸罪办案，将山口敬之扳倒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。警察告诉伊藤诗织，这是典型的“黑箱”。

黑箱一词源于经济学，用来指代一些只知前后关系，而不知其中缘由的事情。后来日本司法界便把它拿来形容事实很明显，却又没有第三方见证，找不到有效证据的案件。

接着警察又安排她躺倒床上，抱着假人，在大庭广众之下复刻事发经过，一遍遍询问具体细节，一遍遍拍照记录，也一遍遍打击着伊藤诗织的抗争决心。

毕竟她还是坚持下来了，也不能说日本的基层警察不负责任，在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之后，他们就开始搜集证据。

警察首先找到了酒店和寿司店的监控视频，它们清楚地记录了山口敬之将伊藤诗织扶出寿司店、拖到酒店房间的过程。视频中的伊藤诗织跌跌撞撞，任由他人摆布，明显已经神志不清。

检测机构也得出结论：伊藤诗织的内衣中发现了山口敬之留下的体液。

接着警察又找到了搭载伊藤诗织与山口敬之的出租车司机。对于出租车中那段被遗忘的过程，司机一五一十地复述了一遍。

两人上车后，司机询问他们要去哪里，伊藤诗织曾说要回家，但她当时口齿不清。等司机再度确认时，就成了山口敬之回答的去酒店。

行驶5分钟后，司机通过反光镜观察到，伊藤诗织瘫坐在座位上，已经完全睡着了，不过山口敬之的一句“没事的”让他打消了疑虑。

负责这起案件的探长告诉伊藤诗织，山口敬之将于6月8日从美国返回日本，警方将在成田机场直接逮捕他。

一切事情都明朗起来，这场抗争似乎在朝好的方向发展。

然而到了2015年6月8日这一天，伊藤诗织没能等来罪犯伏法的消息，却收到了探长的通知：行动取消。

行动取消的理由是证据不足，在伊藤诗织看来，这纯粹是借口。当她询问细节时，探长无言以对，只能告诉她这是上级的命令。

除了失落，伊藤诗织还有一点果不其然的感慨。

发出命令的是日本警察厅刑事部部长中村格，他曾在时任官房长官、后来的日本首相菅义伟手下担任秘书，有着“菅长官的右腕”之称。

而菅义伟与安倍晋三同属自民党，两人是政治伙伴，山口敬之与菅义伟本人也交情匪浅。

逮捕行动取消后，案件被移交到了东京都检查厅，随即参加过调查的警察和检察官全被调离该案件。

经过一年多的拖延之后，东京都检察厅于2016年7月停止调查，继而警方的调查工作也宣布结束。

他们给媒体的理由是伊藤诗织没有在事发后直接报案和进行检查，无法直接证明山口敬之那晚对她进行了侵犯。

日本司法带给这位受侵害女性的是彻头彻尾的失败。

公开控诉：社会畸形，独木难撑

刑事起诉告一断落后，日本社会对伊藤诗织没有表现出丝毫同情，反而对山口敬之大加推崇。

检察厅宣布不许起诉不久，山口敬之就在电视节目中公开露面，节目中的一群男人对他举起酒杯：“让我们共同庆祝山口先生重获新生！”

伊藤诗织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样的日本社会。

2017年5月29日，东京法院二楼的司法记者俱乐部内举办了一场媒体见面会，伊藤诗织迎着长枪短炮出现在会场，指控山口敬之对她的侵犯。

在性侵指控中公开姓名和长相，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的第一次。

伊藤诗织说：“我只剩下最后一个选择，那就是和大众公开说话。”

媒体见面会后，她收到了很多女性发来的邮件，她们都有着类似的遭遇，这让伊藤诗织意识到此行的意义绝不只为自己讨公道。

在女性地位与两性关系话题中，日本保持着传统甚至落后的主流观点，习惯于把过错推给女性，这是日本男权社会结出的恶果。

2015年日本法务省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，日本女性敢于在受到侵犯后报警的只有4%，四分之三的女性往往对自己受到的侵犯绝口不提，包括对亲友。

而社会和法律对维权的女性也并不友好，只有三分之一的性侵案件能够走到司法起诉这一步。即便是经过法院判决的案件中，嫌疑人被判处三年以上刑期的也只有17%，而这些刑期也可以通过缓刑避免。

除了这些有难言之隐的女性，日本社会回应伊藤诗织的，是质疑、嘲讽、反对，男性在狂欢，女性在依从。

伊藤诗织发现，家里不知何时被安装上了窃听器，楼下经常停着陌生的黑色轿车。她感受到了直接的人身威胁，在二十多岁的年纪写下了遗书。

比人身威胁打击更频繁的是舆论。

一名女性议员直言，要是自己的孩子像伊藤诗织这样做，自己会打她。而对于伊藤诗织的被侵犯遭遇，她则表示这在日本社会很常见，男性才是受伤害更大的一方。

在日本人的口中，伊藤诗织是挑起性别对立的卑鄙小人，是被反杀的拜金女，是勾引男人的荡妇。

伊藤诗织公开露面的这年，美国也发生了一件大事，一场名为“me too”的反性侵运动由娱乐圈发起，传播到美国社会各界，继而蔓延至全世界。

这场运动在发达国家尤为激烈，唯独日本波澜不惊。

2017年9月，检方再次回绝了伊藤诗织的诉求。刑事诉讼无望后，伊藤诗织转而发起民事诉讼，要求对方赔偿1100万日元。

山口敬之对这一诉讼不屑一顾，他表示将对方送到自己所住酒店确实“不适当”，但也是为了她的安全着想而已，随后发生的也并非性侵，而是她要求的。

他向伊藤诗织发去邮件：“想告我，那就去吧。你赢不了的。”

2019年4月，东京举行的一场询问会演变成了博眼球大会，受害者伊藤诗织与施暴者山口敬之走到了当面对峙的地步。

会上山口敬之反而把自己描述成受害者，他指责对方搅动舆论，害得自己没有工作，他要反诉，让伊藤诗织赔偿自己1.3亿日元。

事后不久他就真这么做了，正式的赔偿要求是1亿日元。

他敢这么做的原因，正是日本社会对他的偏袒。

四 日本反性侵运动：短暂高潮，归于迷惘

山口敬之提出的赔偿要求折算成人民币差不多也要七八百万，一个为讨公道精疲力竭的年轻女性自然拿不出这么多钱。

或许一开始，山口敬之就不是为了赔偿，他的目的在于塑造自己受害者的形象。

然而真相是无法掩盖的。

2019年7月，民事诉讼一审判决出炉，法院要求山口敬之向伊藤诗织赔偿330万日元。

33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1万，这与伊藤诗织的诉求相去甚远。

而法院对这一事件的描述也耐人寻味，证据确凿的性侵过程被描述成“未经同意下发生的性关系”，美化、淡化的意图不言而喻。

不过好歹通过这次判决人们可以看出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谁才是受害者。

与此同时，日本社会也在伊藤诗织的抗争中悄然发生改变。

从伊藤诗织公开抗争后，就有人在默默关注着她，有人同命相连，也有人渴望公正。

2017年检方的二次回绝使伊藤诗织放弃了刑事诉讼，但也使关注这件事的人意识到，仅凭伊藤诗织一人，无法撼动整个日本社会。

从那之后，舆论导向之外的“不和谐声音”多了起来，后来发生的两件事无形中使更多的人加入了这场行动。

一件事是席卷全球的“me too”运动。

另一件事是安倍晋三的政策受导致他的支持率下降，自顾不暇，而山口敬之也因发布受到争议的言论被迫辞职，被越来越多的人讨厌。

“me too”虽然没有在日本直接流传开来，但它在日本演化出了一个分支——“no means no”。

在施暴者的认知中，日本女性没有理由拒绝自己，当她们说“不”的时候，代表她们的欲拒还迎。“no means no”是对女性抗争的鼓励，也是对施暴者的正告。

伊藤诗织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两场反性骚扰运动中的日本女性代表。

基本在“me too”兴起的同时，伊藤诗织的《黑箱》一书得以出版，书中对两年多的抗争进行了详细的记述，日本社会畸形的一面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。

《黑箱》第二章的标题真切地诠释了她遭遇侵害时的感想：那天，我死了一次。

随着真相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，日本民众对性侵频发、官方不作为的不闹情绪越来越强烈，整个社会陷入了这场大争吵中。

正如伊藤诗织所说，一滴水改变不了局面，但聚到一起可以掀起海啸。

2017年7月13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，新修改的《日本刑法典》在这一天开始实施。

新的刑法中，强奸罪的刑期从3年以上提升到5年以上，相关的抢劫强奸、强奸致伤等罪行的惩罚力度也相应提升。强奸罪的罪名被修改为“强制性交等罪”，适用范围得到增加，甚至男性也成为了保护对象。

这是1907年《日本刑法典》出台以来对性侵犯罪的第一次修改，此前的强奸罪已经使用了110年。

可惜的是伊藤诗织被侵害的时间在刑法修改之前，无法用新的罪名审判山口敬之。

2018年，BBC拍摄了一部以伊藤诗织为主角的纪录片，名为《日本之耻》，向全世界展示了日本的性暴力问题。

仅从纪录片的名字，就可以判断出一部分日本人会有多愤怒。事实上，若不是伊藤诗织干预，BBC本打算采用另一个更露骨的名字——《日本：强奸之国》。

但对更多的人来说，这是一个知耻而后勇的过程。

2019年的判决没有完全为伊藤诗织伸张正义，于是她选择了上诉。

2022年1月，东京高等法院的判决仅将赔偿金额提高了2万日元。与其说是增加赔偿，还不如说是一种羞辱。

此外山口敬之的反诉也起到了效果，法院认定伊藤诗织的书中有对山口敬之的诽谤之词，责令她赔偿对方55万日元。

受害者要向施暴者赔偿，除了日本恐怕不能在别的地方见到，之后两人双双提起上诉。

2022年7月，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，这场历经7年、闹得沸沸扬扬的性侵案件终于尘埃落定。

最终的结果是，维持二审判决。

伊藤诗织输了，山口敬之也输了，日本社会没有赢家。

参考资料：

蓝雅歌.安倍亲信涉嫌强奸女学生，逮捕前却被释放[EB/OL].中华网,2017-06-01.

毛亚楠.伊藤诗织：我不愿做一个完美受害人[J].方圆,2019,(16).

王金崎.伊藤诗织胜诉：媒介如何打破性侵“黑箱”中的沉默[EB/OL].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媒介伦理案件库,2023-02-23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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